眼看三藩之乱即将平息，王辅臣心里越来越慌，他担心康熙会秋后算账，特意叫来儿子叮嘱：“我若畏罪自杀，肯定会祸及全家。我有个法子，死了看不出是自杀，外人只会以为我是暴病而亡。”
王辅臣本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员，凭着一身超群武艺在乱世里辗转求生，“西路马鹞子”的名号，在军中与民间都十分响亮。他作战时悍不畏死，就算面对以骁勇著称的八旗劲旅，也能占得上风，让八旗将士对他忌惮不已。
清军入关后，王辅臣几经辗转投靠，先是跟着洪承畴征战西南边境，立下不少战功，后来又归入吴三桂麾下，成了他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。不过，因为和吴三桂的儿子结下矛盾嫌隙，王辅臣不惜花重金疏通关系，谋求调任陕西提督一职，最终如愿当上了镇守一方的军政重臣。
康熙皇帝对王辅臣格外恩宠，不仅亲自为他选定赴任的吉日，还赏赐给他一柄豹尾枪，这份器重与信任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
可这份恩宠没能让王辅臣安享太平多久，三藩之乱的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他的管辖之地。
康熙十二年，吴三桂举旗反清，特意派使者带着密信赶往陕西，劝说王辅臣归顺。起初，王辅臣还把吴三桂的信使押送到京城，呈交给康熙请功。
然而，王辅臣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效忠之举竟意外得罪了时任陕西经略的莫洛。莫洛本就和王辅臣有旧怨，再加上向来轻视排挤汉将，此后便处处针对王辅臣，不仅在粮草补给上刻意克扣，让军队物资短缺，在军政决策上更是频频刁难、处处掣肘。
双方的矛盾在康熙十三年彻底激化，王辅臣的部下长期受压榨，终于忍无可忍，起兵冲击莫洛的军营。混乱之中，莫洛中箭身亡。
事已至此，王辅臣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转而投靠吴三桂，在平凉竖起了反清的大旗。
归顺吴三桂后，王辅臣凭着多年征战的威名与实力，势力迅速壮大。短短几个月里，他就率军攻占了陕甘地区的十余座城池，搅得清军在西北战场疲于奔命、不得安宁。
康熙得知西北战局危急，心急如焚，接连换了好几任统帅，却始终没能扭转局势。直到派抚远大将军图海出征，才逐渐稳住了西北战局。
图海心里清楚，王辅臣并非真心反清，只是被逼无奈，也明白他此刻的处境和内心的顾虑。于是，图海采取“恩威并施”的策略：一方面动用威力强劲的红衣大炮，猛攻平凉城北的战略要地，用军事压力震慑王辅臣；另一方面则展开攻心战术，反复向王辅臣传递康熙“既往不咎、宽大处理”的承诺。
此时的王辅臣早已没了反叛初期的锐气，也深知继续对抗清廷毫无胜算，见朝廷主动递来和解的台阶，便顺势率军投降。康熙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，恢复了他的提督官职，命他跟着图海一同镇守汉中。
尽管表面上重新获得了清廷的信任与任用，但王辅臣的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。他清楚自己反复归顺、又曾举旗反清的过往，康熙此前的宽容大度，不过是战乱时期为了稳定局势、分化叛军的权宜之计。
果然，随着三藩之乱的局势逐渐明朗，清廷开始着手清算叛降将领的信号越来越明显。
康熙十九年，皇帝特意下旨斥责图海，指责他轻易信任投降的将领，还着重强调“投诚官员岂可深信”。这番话看似是批评谭弘等降将，实则意有所指，把王辅臣这类有过反叛经历的降将也划入了猜忌范围。
后来，曾经归顺清廷的叛将接连被处死，这让王辅臣越发惶恐不安，整日坐立难安，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
康熙二十年七月，朝廷下旨征召图海与王辅臣一同进京面圣。王辅臣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此时进京大概率是凶多吉少，清算的时刻或许已经到了。他不愿自己的罪责牵连无辜家人，于是便开始谋划脱身之法。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王辅臣故意做出一系列反常举动，仿佛性情大变：先是毫无缘由地痛打新娶的夫人，随后把她赶出家门；紧接着，又连日设宴，和部下们开怀痛饮，席间时而高声高歌，时而又突然摔碎酒杯，放声大哭，情绪起伏不定。
除此之外，王辅臣还把家中积攒的全部财产都分发给部下，逐一叮嘱他们：“从今往后，你们不要再提曾经跟随我征战的过往，免得日后被我牵连，招来祸患。”
等所有部下都领赏散去后，王辅臣便开始实施自己的自尽计划。他事先嘱咐心腹亲兵，在自己熟睡之后，用桑皮纸一层一层仔细蒙住他的口鼻，再往桑皮纸上喷洒清水。湿润的桑皮纸会紧紧贴合在口鼻上，透气性变得极差，最终能让他在毫无挣扎的情况下窒息而亡。
从外在表象来看，王辅臣的死状和突发急病、不治身亡的模样一模一样，根本看不出自杀的痕迹。
当图海将王辅臣“病故”的消息奏报给康熙时，康熙虽然心里存疑，觉得时机太过巧合，但经过仔细核查，始终没能找到任何破绽，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。
这场精心策划的“病逝”，最终成功保住了王辅臣家人的性命。康熙虽然没有对王辅臣的死因深入追查，但为了彰显朝廷的威严，还是罢免了他儿子王吉贞的官职，这算是一种象征性的惩处，并未对其家人展开株连屠杀。
相较于耿精忠被凌迟处死的凄惨结局，王辅臣的家人能够保全性命，已然算是万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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